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同一，还有无法儿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封为圭臬。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石涛的生活行径和艺术道路
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又据明史记载，当洪武3年朱守谦和其它9个皇子受封之时，曾得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20个字为名字的世系。所以石涛的本名叫若极也是有道理的，可知他确是靖江王赞仪的10世孙，靖江王之位从朱守谦传到第9代，即是石涛的父亲朱亨嘉，这和钦赐20字的世系完全符合，当李自成攻陷京师以后，亨嘉便自监国于广西，并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式耜拒而不去，并与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官焦琏等串通一气，突然发兵，一举擒获朱亨嘉，并迅将其械送福州，废为庶人，幽死。
幼小的石涛，靠着内官的庇护保全了性命。据石涛早年材料推测，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喝涛”和尚，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缯缴之祸的。
武昌庐山与宣城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明言，朱亨嘉兵败被囚时，石涛即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递发为僧。可见被迫遁入空门时，石涛尚在龆龀之年。
从现存史料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武昌。李驎的《大涤子传》是这样记述石涛这段生活经历的。“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曰: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经长沙，至衡阳而返，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
大约是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冬或康熙2年癸卯（1663年）春，石涛和喝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在庐山住过一个较短的时期，石涛于康熙39年庚辰（1700年）所作的一扇页上有一则题跋，曾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该题跋云：“秋日，与文野公谈及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石涛和喝涛从庐山下来，即辗转来到浙江。康熙34年乙亥（1695年）冬，黄燕思（字研旅）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并请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湘老人济，三十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索笔写此。”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即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
石涛和喝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奇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人抵达松江，谒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旅庵，并拜其为师。时间当约在癸卯与乙巳间。旅庵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2年，得益匪浅，对其一生知识技艺基础有很大影响。
康熙5年，石涛至宣城，先后驻于敬亭山麓之广教寺、金露庵和闲云庵等寺庙，此后数年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的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宣城至离安徽到南京前后达十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岁在甲子（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北京游历交游广阔
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50开外蕴藉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思想上感到很失望。康熙31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