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日记》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日记文字达数百万言，对清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坦然承认自己重新提起写日记的兴趣是受了《越缦堂日记》的影响。当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说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越缦堂日记已列入台湾国中国文教材之一。
《越缦堂日记》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前后历时六十余年。1894年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当时，沈曾植、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记)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以《越缦堂日记》为其名影印出版了遗留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内容为李慈铭1863～1889年间的日记）。《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后，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誉之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鲁迅在《三闲集》中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就是当时日记出版后的真实写照。《越缦堂日记》出版后，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拟将剩下的十三册日记（1854～1862年间日记）进行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倡议，仍将剩余的十三册日记按前五十一册之例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这便是《越缦堂日记补》。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的日记手稿（1889～1894年记）则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人士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发现。这宗重见天日的手稿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共九册，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