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筹边计熟
王鏊面对明自正统以来的边患频繁、国势渐弱的现实，呈《上边议八事》，提出自己的治边八策（定庙算、重主将、严法令、恤边民、广召募、用间、分兵、出奇），而多被采纳。对武宗的“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感忧虑，并希望武宗“大奋干刚”。
对抗权宦
面对武宗宠幸宦官、荒淫冶游，特别是刘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与韩文等敢于发奸。但这件事终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发生逆转，结果是刘瑾掌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被迫致仕，刘、谢、韩等五十三人还被诬结党，后韩文被逮下锦衣狱，刘、谢被削籍，其后又夺诰敕。而在这场斗争中，王鏊却入阁，虽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却得到了善终。嘉靖初，他在《谢存问疏》中曾说：“适值逆瑾盗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诡，随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诗中写道：“委顺齐宠辱，冥怀无丑好。得之亦不惊，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见，王鏊立朝，有执政才能，不乏正义感，但明哲自守的处世哲学依然很明显。
深睹民苦
王鏊归乡后，目睹吴中重赋之苦，作《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精辟剖析了吴中重赋之形成、发展、现状及对策，成为不朽的名作，为学者研究明代吴中重赋的权威依据。
文学
一变文风
王鏊博学善于识别人才，文章雅正，言谈议论明晰流畅。晚年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看后说：“王公的文章达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难达到。”他在弘治、正德时期，以高第探花、台阁重臣的身份，对台阁、乡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学观和尚经术、去险诡的取士倾向，影响了一代文风。他承接了吴宽的老一批吴中交游圈，又发展了新一批吴中及淮左文人，交游较密切的如文徵明（文壁）、唐寅、都穆、蔡羽、邵宝、杨一清、靳贵及“娄东三凤”等。继吴宽之后，他对吴中诗派，尤其是其中坚力量如“吴中四才子”等，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泽长语》 王鏊的文学观点是复古的，但他显得比较开通一些。一是在复古范围上，他不专于唐，亦不专以宋，而是比较辩证地看待前代诗歌：“予尝评古今诗，唐以格高，宋以学胜，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间，其实似宋，其韵似唐，而世变之，高下则不可强也。”二是在复古方法上，他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词”、“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他崇尚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认为韩文“变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与张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态，“合三子一之”才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强调，如要师其意，就需要博学，需要精思，需要领悟。朱彝尊说王鏊“以经义重，诗非所长。”今观其集，古体诗中杰作不多，惟歌行体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写得最好的是七言近体。王鏊集中还有一组集中写武宗荒淫逸游的《十三绝句》，温雅之中深含讽刺，十分难得，朱彝尊极为欣赏，称其“甚得讽谏之体。”王鏊“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经术，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渊深博赡，颇有唐宋遗风。其“墓志铭”类文章，写人纪事，重视节操，联系时运，舂容有度，不华不饰，质朴典重，也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如为顾佐、倪岳、赵宽、沈周等人写的墓志铭等。见于他的“杂传”中的一些经学、史学类的文章，则更显示出他的湛深学识和纯雅而明畅的文风。
个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还曾参与编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任《孝宗实录》副总裁。并与徐溥等共修《大明会典》，任副总裁。其所撰《姑苏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户口、城池、寺观、古迹、纪事、杂事等，共三十一门。该志采用纲目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
书法
王鏊有书名，书法清劲爽健，结字纵长严谨，得峭拔风神。不足处似清健有余，沉稳不足，笔画略见干涩，此或与硬毫书有关耳。
藏书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筑“颜乐堂”、“宜晚轩”，富藏书。与吴宽、唐寅、文徵明等藏书家互相唱和。曾自称：家世藏书，分散于数处，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绍书论他为明一代藏书家之一。藏书印有“济之”、“御题文学侍从”、“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王济之图书”、“大学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泽世家”等。刊刻图书有《孙可之集》、《古尚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