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说：写进族谱和祠堂
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云：
“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而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写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白驹场。由一本而支分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这两段文字说得都很清楚，施耐庵在明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到兴化，然后再迁到白驹场。
赵伯英和奇林编著的《施耐庵年谱》中说：
“公元1296年秋(元成宗元贞二年岁次丙申)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公元1308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佑元年)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按以上各种说法，施耐庵不仅祖籍苏州，而且生于苏州长于苏州，还讨了苏州老婆，是个彻头彻尾的苏州人。
兴化说：明朝文献可以佐证
近些年来，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受到了学界的质疑，2003年，《苏州杂志》发表了黄俶成的文章《施氏祖籍辨正》，对施耐庵祖籍苏州的说法提出了商榷。
黄俶成引用了明景泰四年(1455年)淮南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即施耐庵之子施让墓志铭）：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篡盖”。
黄俶成认为，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
据悉，这篇《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载于较早版本的《施氏族谱》。该族谱是1952年才发现的，但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毁失了。
1962年6月，一个有关施氏源流的文物被发现了，兴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振宣在施家桥农民陈大祥家发现用于垫箩底的方砖上有字。经辨认，乃是施让“地照”(旧时迷信，人死后由其家属立“地照”向后土之神购得土地，一般刻在砖头或石头上，与死者灵柩一齐下葬)。此砖乃是1958年该村农民为了建猪圈，掘取墓砖时所得。后据文物部门发掘考证，这块“地照”上的施让，正是施耐庵的次子施让。
二十年后，在施让墓附近，又出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文物，这就是《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砖。据考，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孙，叫施廷佐，葬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尤其可贵者，墓铭中提到施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彦端(即施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施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与前两次公布、发现的史料、文物符合。
这块墓志铭砖连同前引墓铭、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并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兴化。黄俶成认为，这个世系以及所云“怀故居兴化”正是“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最有力的佐证、最明确的注释。
吴兴说：纪念馆馆长辨析
施耐庵纪念馆的馆长窦应元说，施耐庵的祖籍既不是兴化，也不是苏州，而是浙江。
“施家宗祠里曾有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湮”，窦应元介绍说，吴兴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施耐庵的父亲施元德是搞水运的，有关史料中称其为“舟人”，后来施元德在兴化落脚，施耐庵就出生在白驹场。
窦应元认为，关于施耐庵的籍贯、科举、生卒年月等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很多说法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有一种说法称施耐庵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考中进士，”但根据元朝的官方资料，至顺二年登科的进士中，找不到施耐庵的名字。“施耐庵属猴，在35岁时取得进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岁，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但如果他在元至顺二年考取进士，以这个时间点往前后推算，则施耐庵出生在1296年，卒于1370年。但是，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是1373年出生的，难道施耐庵死了3年之后又生了儿子? ”
那么，施耐庵的进士功名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呢?
窦应元认为，施耐庵的进士，不是通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得来的，而是张士诚封的。“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封了一批读书人进士功名，这其中，就应该包括施耐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算出施耐庵生于1320年，而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与其生肖吻合，而且也破解了‘死后三年生子’的悖论。”
窦应元说，施耐庵的很多活动与张士诚密不可分，在研究施耐庵时，应该将其和张士诚“捆绑”在一起，这样很多谜案即可迎刃而解。
施耐庵与苏州的不解之缘
施耐庵祖籍何处，对此学界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施耐庵与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在各种有关施耐庵籍贯的说法中，都提到了一个地方——白驹场，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那么，白驹场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白驹场，是古代两淮盐场之一，是张士诚的故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白驹场一带，张士诚率领“十八条扁担”造反抗元。
据记载，张士诚起兵后，敬慕施耐庵的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经世济民”的想法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跟随张士诚来到平江(即苏州)，与其部将卞元亨来往密切，后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根据这些史实，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施耐庵原籍兴化，后又跟着张士诚来到了苏州并逗留过一段时间，而张士诚败亡后，明朝官府四处侦查其旧部，施耐庵为了避祸，于是又回到了江北老家。
有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的不朽巨著《水浒传》，其题材与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关，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
向东十余里，大丰市白驹镇境内（白驹原属泰州海陵县，明朝划归兴化，大丰建县后又划归大丰），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此地旧名花家垛，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传》里的气息，游人到此，会疑心真的到了梁山水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