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丑闻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梁漱溟披露了康有为两件关于古玩的丑闻：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牛教问答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当年开春三月，康有为从桂林由陆荣廷的老上司、师爷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绍前来明秀园拜会陆荣廷，期间在园内的“别有洞天”亭中举行了私人宴会。一次酒过三巡，康有为抬头看着亭子支架上挂的书有“别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问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热门熟语，您到底信道教，还是信佛教？”陆荣廷也望了望那块牌匾，摆摆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当地人信奉的师公，我也不信！我只信牛教！”康有为感到奇怪，忙问：“世界上哪有什么牛教？！这到底是什么宗教呀？”陆荣廷郑重其事地回答：“牛教呀，是我陆荣廷在龙州时创造的。”康有为更感诧异地用广东话问道：“您创造这牛教，点解呢？”陆荣廷又哈哈大笑了起来，喃了一首壮语山歌做解释。康有为洗耳恭听，莫名其妙，又用广东话说道：“唔知！唔知！”陆荣廷接着也用不甚标准的广东话说：“有乜嘢难知嘅！”然后马上用柳州话接着说：“这首山歌说的是：牛有四个胃，体壮力很强，干生全咬碎，消化不慌忙嘛！”康有为哈哈笑了起来，说：“这是民间歌谣，不是什么宗教嘛！”
接着，陆荣廷脸色有点严肃，一本正经地说：“说实话，我陆荣廷是个大老粗，世界的事懂得少，什么宗教不宗教，我一窍不通，我只看到农民养的耕牛本事大，干草、枯草、嫩草、老根一起吞下肚子里去，饱了就蹲在树荫下慢慢再吐出来，七咬八嚼，再吞下肚里消化它，不也有力得很吗？”他停了停，接着说，“孙中山先生派人来找我，教我实行三民主义；梁启超前不久也来找我，叫我搞什么造反主义；现在您来找我，教我大搞什么改娘主义。”
遗诏谎言
康有为身上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此衣带诏是光绪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后来康有为说，是他受此“衣带诏”。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他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衣带诏”之事大白于天下。但是康有为却逃到海外，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敛了很多财。
中日合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康有为早在《自编年谱》中并不讳言：“（我当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
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同时，康有为还曾让其心腹杨深秀向光绪上奏，建议“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较明确透露“合邦”之具体内容者，乃康党骨干宋伯鲁之奏折。奏折称：“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谓“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参与“合邦”之国，其现存政府架构完全作废，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晚年婚姻
康有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民国七年（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民国八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