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出仕，任风翔签判。嘉佑八年（1063年）陈慥之父陈希亮来任府尹。陈希亮素以威严著称，僚属和他见面多不敢仰视，而苏轼年少气盛，常与争议，甚至形于颜色。这年，苏轼和陈慥初遇，二人一见如故，抒怀言志，颇为投合。自凤翔返京后，苏轼妻死父逝，宦海升沉，身经乌台诗案的文字之狱，贬往黄州；陈慥也父死无禄，心志不得伸，以平民之身隐于异乡。元丰三年（1080年），陈慥听说苏轼被放逐而相迎于途中，以后过往频繁。据苏轼自己统计，在黄州四年，他“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详《岐亭五首》）。两人情至深，故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年）写下了这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