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公元1056年，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去京师，在京城得到了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第二年，苏轼、苏辙兄弟高中进士，“三苏”之名遂享誉天下。苏辙在高中进士后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上枢密韩太尉书》。 关于本文的主题，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苏辙想通过这封书信拜见韩太尉。苏家并非世族大家，苏氏父子三人出蜀进京，虽然兄弟二人同科进士，一时荣耀无比，但在朝中却是人不生地不熟，无人提携扶帮，日后的路也并不好走。何况宋时进士已是多如牛毛，虽然苏轼在礼部的考试中一鸣惊人，但苏辙却仍是籍籍无名。当时文有欧阳修，武有韩琦，能获得两人的支持和帮助是苏轼兄弟在政坛站稳脚的基础。苏轼已经因为一篇文章让欧阳修赞不绝口，收为弟子，苏辙就只能韩琦这方面打开通口了。时韩琦任枢密使，可谓位尊权重。苏辙想通过这封信来打动韩琦，从而得到他的接见和赏识。
有的解释说，原来，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试礼部中第，后又参加制科考试，因直言时政得失，得罪当道，故被列为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他嫌位卑官小，辞职不去。由此才写这篇文章讨好韩琦，希望获得上位。这是非常荒谬的！苏辙与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是在1061年，是在守完母丧再返回汴京后，此时的苏辙已经二十二岁，而并非文中所写的“辙生十有九年”，苏辙写这封信明确无误的是在高中进士后。
中进士虽然荣耀，但是只是进入仕途的初始，日后的路还长得很。进士的名次也不能决定日后成就的高低，要取得朝廷的重视，就必须有得力的人推荐，这样，新科进士逐一拜见朝中显要，展示才华，而朝中显要也是十分愿意与这些新科进士结交，提携后进。这本是惯例，不足为奇。某些人认为苏辙这是刻意奉承讨好韩琦，却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苏辙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并非与韩琦讨论怎么“作文”，因为韩琦不是欧阳修，韩琦不是文人，也不热衷于“作文”。苏辙此文的目的只是兜售自己的作文观点“文气说”，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作文”才华。“文气说”属于纯粹的原创性观点，在当时也算是颇为独树一帜的，读之自然令人耳目一新，想必韩琦读了立即就把这封信从无数的拜谒信件中挑出，对这个年仅十九的少年刮目相看。苏辙兜售自己的目的也就完成了。
至于其中某些对韩琦赞美的话，也并不为过，韩琦屹立四朝，确实为国之柱石，苏辙作为一个刚刚考上进士的后辈，自然对之仰之弥高。何况，即使一般的后辈对长辈写信，也会写些恭敬赞美的话，让他开怀吧？苏辙此文本来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以获得韩琦的提携。如果不写赞美的话，难道还写骂人的话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