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传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 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第一,选材与剪裁。

  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二,叙事议论的波澜。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

  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