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伦理传统，导致了在家庭和婚姻中女子的被动地位，因而也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学母题——弃妇文学。《小雅·我行其野》就是写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子诉说她被丈夫遗弃之后的悲愤和痛伤。对于此诗，古经学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毛诗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男女失道，以求外昏（婚），弃其旧姻而相怨。”孔疏引王肃云：“行遇恶木，言己适人遇恶人也。”郑玄笺：“刺其不正嫁娶之数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朱熹《诗集传》长篇大论曰：“王氏曰，先王躬行仁义、以道民厚矣。犹以为未也。又建官置师、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敎民。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为其有异姓也、故教以姻。为邻里乡党相保相爱也、故教以任。相周相救也、故教以恤。以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师以时书其德行而劝之，以为徒劝之或不率也。于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时也，安有如此诗所刺之民乎。”方玉润《诗经原始》序此诗为“刺睦姻之政不讲也”。近人高亨以为此诗是入赘女婿的怨诗。从通篇诗意上来看，此诗是婚姻中一方怨婚姻不美，配偶淫婚换新人，旧人愤而别去之诗。根据朱熹“民适异国，依其婚姻而不见收恤，故作此诗”（《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很可能是周代大族女子的离婚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