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之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之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之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之精美,语言之整齐,音声之讲究,典故之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