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幕府燕闲录》载，黄巢起义爆发，唐昭宗逃难，随驾的伎艺人只有一个耍猴的。这猴子驯养得很好，居然能跟皇帝随朝站班。唐昭宗很高兴，便赏赐耍猴的五品官职，身穿红袍，就是“赐朱绂”，并给予称号叫“孙供奉”。“孙”不是这个人的姓，而是“猢狲”的“狲”字谐音，意谓以驯猴供奉御用的官。唐昭宗赏赐孙供奉官职这件事本身就很荒唐无聊，说明这个大唐帝国的末代皇帝昏庸已极，亡国之祸临头，不急于求人才，谋国事，仍在赏猴戏，图享乐。对罗隐来说，这件事却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他寒窗十年，读书赴考，十试不中，依旧布衣。与孙供奉的宠遇相比，他不免刺痛于心。于是有感于此事而写下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