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观周乐》是《左传》中一篇特别的文章,它包含了许多文学批评的因素。季札虽然是对周乐发表评论,其实也就是评论《诗》,因为当时《诗》是入乐的。马瑞辰说:“诗三百篇,未有不可入乐者。……左传:吴季札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并及于十二国。若非入乐,则十四国之诗,不得统之以周乐也”① 虽然,脱离了音乐的诗或许少了感发作用,而周乐中的舞已不能再现,但毕竟季札评论的周乐,其文字主体还能在《诗经》中看到。所以我们可以从《季札观周乐》中总结出传统文学批评的一些特点。
文学与政教
中国的文学一开始就很重视同政教的关系,这在文学没取得独立地位,获得自觉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此。《诗经》最先并非作为纯文学作品出现,相反的,它有具体实际的使用场合。比如“春秋时政治、外交场合公卿大夫‘赋诗言志’颇为盛行,赋诗者借用现成诗句断章取义,暗示自己的情志。公卿大夫交谈,也常引用某些诗句”。②并且,诗的采集,是有意识为政教服务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③“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④文学既然重视其社会功用,文学批评自然也强调政治教化。这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这就是观。群是指‘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砥砺。怨是指‘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⑤
从季札对周乐的评论看,他正是把音乐(文学)和政教结合起来了。他认为政治的治乱会对音乐(文学)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音乐(文学)去“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因为政治的治乱会影响人,而人的思想感情又会反映到音乐(文学)中来。所以季札能从《周南》、《召南》中听出“勤而不怨”,《邶》、《鄘》、《卫》中听出“忧而不困”。音乐(文学)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可以“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可以“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当然不好的音乐(文学)也会加速政治的败坏,所以孔子要放郑声,季札也从《郑》中听出“其细也甚,民弗堪也”,认为“是其先亡乎?”但必须指出并不是真的有所谓亡国之音,而是靡靡之音助长了荒淫享乐的社会风气,从而使得政治败坏,以致亡国。有人片面地夸大了音乐(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认为音乐(文学)可以亡国,从而把对音乐(文学)的评论引入到神秘主义。
文学的中和之美
孔子论诗,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季札论诗,和孔子非常接近,注重文学的中和之美。他称《周南》、《召南》“勤而不怨”,《邶》、《鄘》、《卫》“忧而不困”,《豳》“乐而不淫”,《魏》“大而婉,险而易行”,《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大雅》“曲而有直体”。更突出的表现是他对《颂》的评论:“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竟用了14个词来形容。发出的感叹是“至矣哉”,因为“五声和,八
音平,节有度,守有序”,所以是“盛德之所同”。可见季札对中和美的推崇确实到了极至。
所谓中和美,正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美学上的反映。孔子认识到任何事不及或过度了都不好,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衰落,所以他就“允执厥中”。在个人感情上也不能大喜大悲。龚自珍的“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就不合孔子的中庸标准。《世说新语》雅量门谢安听到“淝水之战”晋军胜利的消息,强制欣喜之情,以致折断屐齿⑥。顾雍丧子,心中很悲痛,可他强自克制,说:“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⑦体现在文学批评中,就是推崇抑制过于强烈的感情,以合于礼,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对古典诗歌含蓄委婉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要抑制感情,所以往往是一唱三叹,而不是发露无余。文学的意境也因此深长有味,颇耐咀嚼。但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象古希腊那样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印象式的文学批评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缺乏系统的理论,严谨的逻辑,往往是一鳞片爪即兴感悟式的文字。大量的诗话词话即属此种,而比较有系统的如《文心雕龙》《原诗》反倒是异类。像叶嘉莹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为利根人设的,西方的文学批评却是照顾钝根人。这样说起来,反倒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形式似乎更为高明。如像司空图的《诗品》简直就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陆机的《文赋》也是精致的美文。不过,这种印象式的文学批评也有其弊端。因为利根人毕竟是少数,作者写的虽然是深造有得之见,而读者往往嗔目不知所云。比如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虽然是公认的杰作,不过对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何为“隔”与“不隔”也是聚讼纷纷。一方面虽然是读者的局限,如前所述,利根人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也在于概念的模糊性和不明确,以及表述的歧义性。而确实也有一些空疏的诗话词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象禅宗里的一些公案,一些和尚自称悟了,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但究竟悟没悟,天才知道。因为已经没有了可评判的标准。撇开这种批评方式的好坏不谈,只看它的根源,是肇端于先秦的。
《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八佾》)
从前两则可见到对文学的批评相当灵活,特别是用到了联想。就象王国维摘取三句词来概括治学三境界,这也是印象式的批评。虽然作者未必然,而读者未必不然。这不同于张惠言硬指作者必有此用心那么死板。
第三则和季札的评论很相似。季札是这样评论的: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
《大武》是周武王的舞蹈,季札在赞美中有讽刺,即孔子所谓:“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箾》是舜的舞蹈,季札的赞美也无以复加,即孔子所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这里,季札的评论既是印象的批评,也是形象的批评。因为孔子和季札的观点立场和评论方式相近,所以我举《论语》来对照说明这篇文章的批评方式。
举例
再举几个季札评论周乐的例子: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
都既是印象的批评,也是形象的批评。借着联想的翅膀,凭着通感,自然人事无所不及。
注释
①毛诗传笺通释卷一:诗入乐说
②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
③孔丛子巡狩篇
④汉书食货志
⑤历代文论选
⑥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