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记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也,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