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也，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农家，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直言谏诤，三次被贬，仍守正不阿。他反对北宋初年承袭五代的浮华文风，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其作品清新淡雅，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起到了开拓作用。《待漏院记》一文作于宋太宗淳化初年，文章标题中的“待漏院”是指百官在宫门外等候早朝时休息的地方。漏，漏刻，古代用铜壶滴漏以计时。宰相及百官须待漏尽门启而入朝，故称待漏院。
宋代中央集权加强，但宰相的权力并没有真正削弱，宰相和副相组成的集团有很大的实权。由于宋代科举扩大，官员主要从进士中选拔，他们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责任心很强。《待漏院记》一文刻画了封建社会中以天下为己任和以一己之私利为出发点的两类为官者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贤良之臣在待漏院等候皇帝接见时想到的是：“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此时此刻，他们想的是如何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如何使四方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如何使战乱尽快平息，如何使荒芜的土地得以开辟，如何使在野的贤人得以重用，如何将奸佞小人逐出朝廷。如果气候反常，天时不正，灾祸将至，自己宁可做出牺牲，愿让位于贤者以祈求上天消除灾祸；如果那些残酷的刑法不能废止不用，犯法者屡禁不止，欺诈日生，便用礼仪去教育人们。想这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这些官员系王事和百姓之事于一心，实属难得。
奸佞之臣则不然，他们想的是：“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一句话，他们想到的皆是一己私利。正如作者所概括的：“私心慆慆。”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王禹偁对两类为官者的立场态度十分鲜明，所刻画的忠奸两种为官者形象惟妙惟肖、力透纸背，令人过目难忘。《待漏院记》让人深切感受到王禹偁对国事的关切和对“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的批判。他从巩固宋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提出宰相应忠于国事，勤于政务，使国家安定，百姓富庶，既阐明了宰相职责，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
此文被称为“垂世立教之文”，当今的为官者也可以将此文当做一面镜子，对照文中描述的两种为官者形象来反省自己，扬长避短、完善自我，走好为官之路。时下，各级党员干部的主流是好的，涌现出了许多楷模。这些“贤良之臣”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乐于奉献，是民之福祉、国之希望。然而也有极少数的为官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成为民之灾害、国之蛀虫，败坏了党的声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
《待漏院记》一文令人感悟颇多，愿当今为官者都能细读此文，从中吸取有益营养，加强官德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忠于国事、勤于政务”、百姓爱戴的好官。